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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仲富兰:莫忘“精武”,那里透出上海人骨子里的犟劲

2019/10/17 2:33:27

思想者|仲富兰:莫忘“精武”,那里透出上海人骨子里的犟劲

 

【编者按】上海城市精神是怎样的,一直以来为人们津津乐道。而城市精神与城市性格息息相关。日前,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在“2016中智视野文化讲坛”上进行演讲,从上海民俗切入,展示出一个与一些人刻板印象里不同的上海城市性格。

 

 

前些时日,“中智视野文化讲坛”的组织者找到我,要我以“上海民俗与城市精神”为题作一个演讲。我觉得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不如索性从地处上海四川北路上的“精武体育会”说起,说说“精武”文化与上海城市性格的关系。

 

 

霍元甲当年为什么来沪应战

 

1909年春,英国大力士奥皮音来上海在北四川路52号亚波罗影戏院(Apollo Theatre)向中国人发出挑战,此事轰动了上海滩。沪上社会贤达陈公哲先生后来在《精武会五十年》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说奥皮音“登台表演举重,露肌及健美种种姿态,约二十分钟,一连数晚,最后一场言,愿与华人角力。于言谈中,带多少轻蔑口吻,翌日见于报端,沪人哗然”。那个时候,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的有识之士陈其美、农劲荪等人“咸欲聘请技击名家,登台与赛,以显黄魂”。于是,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力邀天津爱国武术家霍元甲来沪应战。霍元甲接到邀请,二话没说,就携其徒刘振声于1909年3月赶到上海商谈比武事宜,并商定“用摔跤方式,以身跌于地分胜负”。于是,发起人开始筹措资金在上海静安寺张园内搭建了“高四尺、宽广二十尺”的擂台。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张园比武”之美谈。

 

 

但这场“张园比武”最终没有比成,是奥皮音胆怯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总之是这个英国大力士没有应约前来比武。但从这个案例可以细细感悟出,上海从开埠以来最大的特点就是移民,它汇聚“饱受五千年文明浸润的中华优秀儿女”,一听说有外国大力士在嘲笑中国人“东亚病夫”,不要说那个时候的上海精英,就是普通市民群体也是不能忍受的,对于奥皮音的叫嚣,倘若无人应战,岂不是中国无人?!

 

 

当时有一个上海人叫陈公哲,他是个实业家,他说“公哲虽曾受维新、革命学说之熏陶,而以爱国为心”。“当时中国民族,有以‘东亚病夫’之诮,余尝考其所至之由,夫每个民众身体之不健全,亦即全体民族之不健全,欲泄此耻,厥为提倡国民体育耳。盖无体育不足以强身,无体育不足以强民”。“精武最初在学理上,具备有武化全民之企图”。近代以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积贫积弱、受尽屈辱,遭遇了来自列强的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德国直接武力占领青岛,日俄在中国土地上开战,中方却只能中立……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让那些具有正直与正义的上海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激愤。为了创办精武会,1915年,陈公哲、姚蟾伯、卢炜昌等合捐建筑精武会所,陈公哲捐出倍开尔路地段二亩,合计一万四千二百方尺,当时价值二千余元。1921年,他又将倍开尔路约二亩地产及四层富丽堂皇大厦建筑,包括家具设备赠予精武。为此,他的“父母则徙住于苏州,余则迁寓于北四川路,克明路17号,一楼一底之市楼,月租十八元”。这就是当时上海人爱国情怀与世界关怀的一个缩影。

 

 

此后,上海精武会一直是以教授弘扬中华武术、培养革命力量为主要活动和任务的群众性武术团体。1919年,精武体育会创办10周年之际,由该会发起人之一陈铁生在上海编著了一本精武画册——《精武本纪》,请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题词作序。孙中山先生慨然应允,遂作此序,并以浓笔书写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

 

 

“精武”二字中,所谓“精”,指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就如同后来一首歌所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力雪国耻,扬我国威,这就是精武精神文化内涵之精髓。所谓“武”,指的是一种物质力量。精武精神是那时的上海在民族危难的重要时刻,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擎起的一面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国威的旗帜。

2014年8月15日,在上海精武公园举行的精武历史人物铜像落成典礼上,与会嘉宾与霍元甲铜像合影。

 

冒险与创新是“精武”精神的具体体现

 

 

“精武”精神诞生在上海,绝非偶然。上海,今日中国经济中心,世界大都市之一,有着不平凡的历史。她是一座饱经风霜的城市,也是一座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城市。

 

 

我们不妨翻开上海的历史,上海历史上有个大名鼎鼎的名人秦裕伯,是上海人耳熟能详的上海城隍。元至正四年(1344年),已经49岁的秦裕伯考中进士,在湖广行中书省任职,六年后,提升为山东高密县尹。秦裕伯调离高密就任福建行省郎中,时值黄河以南的各行省已发生多起农民武装暴动,为避兵乱,秦裕伯弃官回原籍寓居扬州。复回上海时,不久母亲唐氏病逝,便居家为母守孝。时逢明将张士诚渡江攻下常熟、湖州、松江和常州等地,定都平江(苏州),为扩张势力,派人到上海浦东请秦裕伯到苏州做官,被秦裕伯婉言谢绝。

 

 

明朝立国,正是用人之际,朱元璋命中书省下令给秦裕伯,要他出山任职,秦以母丧守制未满而推脱。朱元璋再次下令中书省征召秦裕伯,秦还是固辞不就,不由得皇帝龙颜震怒,朱元璋愤怒地下了一道手谕:“海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这句记载在《明通鉴》上的帝王手谕,言下之意是:你秦裕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再不从命,杀身之祸就不远了。秦裕伯闻此“涕泪横流,不得已偕使入朝”。洪武元年,出任侍读学士,次年改任翰林院待制,不久又改任治书侍御史。洪武三年(1370年)与御史中丞刘基同为京畿主考官。后来,又被任命陇州知州,已年逾古稀的秦裕伯不得已上书告老还乡,这次有幸得到皇上恩准。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二十日,秦裕伯病逝于上海家中,朱元璋得知秦裕伯死讯,说了一句:“生不为我臣,死当卫吾土。”随即敕封为上海城隍神,追赠“显佑伯”。

 

 

“海滨民好斗”,朱元璋手谕里的这句话,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滨海的人咋就那么犟呢!这确实概括了元明时代上海人的性格特征。《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建置·城池》中收录了上海人顾从礼关于上海筑城的奏疏,其中说到:“上海,宋市舶司所驻之地,治(旧时,政府所在地称“治”)原无城垣可守。盖一则事出草创,库藏钱粮未多;一则,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武艺素有通习,海寇不敢侵犯。虽未设城,自无他患。”这番话,确实佐证了朱元璋有关“海滨民好斗”的判断。上海处于吴越之间,先秦时代这里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早期的民众由草民、盐民、渔民组成,民风强悍,心智率直,喜欢简单,不绕弯子。“豪爽、侠义、乐善、好客”,成为人们交际礼仪的特定基调和人文色彩。滨江傍海,大抵为居住海边的盐户与渔民。远离中央朝廷的控制,面对浩瀚无际的大海,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常受台风袭击,流动的海上作业,常常带有不可预测、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性质。渔民的冒险精神和粗犷豪爽的性格生成,与他们世居海边和在海上作业的这种特殊生存状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根据我所掌握的史料,上海从北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前后在上海浦设立“上海务”算起,历经南宋宋度宗咸淳年间设立上海镇,再经元代置县,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海才为抗倭御寇而兴建城墙。倭寇为患自宋代就一直存在,但上海这五百年中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也就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靠的是什么?前述顾从礼一席话,我认为说出了上海城市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1008年至1843年,这八百多年的历史,上海处于传统江南文化的边缘地带,即使后来成为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在中华帝国的城市版图上,既非省城都会,也非府衙治所。上海除了传统农业、渔业、盐业外,主要就是靠开放的沿海贸易。敢作敢为,敢于冒险,构成这个城市的主要性格特点。这个特点也无所谓是缺点还是优点,没有沉重的包袱,可以重新设计自己的社会资本,她对外来文化介入时的考量,在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总是体现出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传统型城市的社会机制,向来以行政为中心,各种衙门叠床架屋。那时的上海则不同,相对显得空白,市民的民俗与心理构成,相对传统型城市,较少传统的束缚,勇于接纳新事物,而这个特点正是当时能够迅速发展和崛起的前提条件。

 

 

明清之际,伴随着上海的崛起,她接纳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各地的移民。各地移民也带来了当地的民俗与文化,在上海这个有限的空间里,相互影响,相互碰撞,彼此融合,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上海新的文化形态,高度的移民化,正是上海文化的一抹亮色。正好比千条江河汇入大海,它们相激相荡、相克相生,赋予上海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点。商人到上海这个码头打拼,为的是利益最大化,因而,上海文化的底色就是商业文化。商业就要交易,交易则须平等,所以,上海文化与皇城根治下的中国固有的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自然也形成了与古代迥然不同的驳杂与多彩。最能够体现上海文化,或者说最能表现上海文化精髓和深层内涵的,就是这个地方固有的冒险精神和开风气之先的创新精神,她不墨守陈规,总能迎合时代潮流,敢于吸纳新事物并对传统文化进行变革,这也正是上海文化的活力之所在,也是包容异质文化最多的一种文化形态。“趋时求新”,大至社会风尚,小至日常生活,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艺术、饮食起居、服饰装扮、娱乐游戏、风俗习惯,都表现了敢于破除陈规旧俗、勇于更新创新和喜欢标新立异。

 

 

1842年“吴淞之战”和1937年“淞沪会战”都发生在上海,留下了上海人民抵抗外国列强侵略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她像西太平洋海岸的一颗明珠,具有“东方明珠”之美誉。上海又是新中国重要的外交舞台,中美关系新的一页也是在上海揭开的。

 

 

“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这句话出自作家包玉珂根据一个叫爱狄密勒的西方人所撰写的材料编译的一本纪实性小说。小说叙述了抗战之前,一些帝国主义冒险家在上海使用了各种无耻手段所进行的活动及所作所为。其实,这个老外说对了一半,冒险与创新,也是上海城市“精武”精神的具体体现。经过一代又一代上海人的艰难打拼,上海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出产的精良品牌产品、诚信商业道德、有序城市管理,在全国赢得了信任和美誉。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精武”是一种敢于“亮剑”的力量与智慧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上海的城市精神,尤其热衷谈论上海究竟有没有创新精神,实际上,要谈城市精神就不能游离于上海城市性格。我以为,上海具有竞争力的核心资源是上海城市性格。上海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如果没有“精武”文化性格,就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当前,面对错综复杂国际形势的各种挑战,面对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伟大使命,上海应该传承前辈上海人敢于“亮剑”、敢于“冒险”、敢于胜利的不倦的精神动力之源泉。

 

 

敢于“亮剑”,当然不是鲁莽行事,不是横冲直撞。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多么强大,就算对手是天下第一的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狭路相逢勇者胜,剑锋所指,所向披靡,这就是“亮剑”精神。

 

 

借鉴到现代,“亮剑”精神更是城市发展的成功模式。“亮剑”精神不仅是当代军人的军魂,更是城市发展、事业有成的法宝。“亮剑”精神就是传承中华民族永不服输和奋斗不息的精神,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敢于战斗、善于战斗、直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精神,就是坚毅、果断、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坚决彻底的执行精神。

 

 

“精武”文化理念可以理解为克服一切困难,敢于向前、善于拼搏的精神,是具有独特的组织性、凝聚性和忠诚性,依靠积极战斗不断取胜并不断发展壮大的英雄团队精神,具有强烈的积极战斗心态,在危机感和竞争力的驱使下采取永远进攻、主动出击,永远保持冲锋的心态和良好竞争状态的创新决胜精神。

 

 

“精武”文化理念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团队、企业和城市、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责任感的精神,用自己的智慧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战斗堡垒的精神,团结一致,将个人的力量与城市有机地凝聚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与祖国、与城市、与本单位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发展的精神。

 

 

在探讨上海城市性格时,有两点特别值得值得注意:一是对于以往城市文化资源的“纵”向传承;二是要从“横”向来思考,要重视形成上海文化精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城市精神与城市性格不能截然分开。我是做民俗研究的,例如,上海有一个“羊肉烧酒”的风俗,在三伏天,本市郊区不少地方的民众喝烧酒、吃羊肉。一般要吃到日上三竿,大汗淋漓,方才尽兴。按照外人看来,上海人是不胜酒力的,但是,上海人却选择在夏天的伏天吃羊肉、喝烧酒。为什么选择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机吃羊肉喝烧酒呢?大快朵颐、大碗喝酒,目的在于酣畅淋漓地排毒发汗。从医学角度可能对此举的养生作用会有更全面的看法,但这种风俗,不要说在江南地区鲜见,就是环顾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从中反映出的,是今天上海人对于古代上海人风俗传承的一种力量。

 

 

今天,作为构筑中华文化基础的“精武”精神,不仅仅在意志层面,更在物质层面上直接改变了当代中国的面貌和历史走向。急功近利的世风,阴盛阳衰的性格养成,只会让人变得懦弱。历史上,中国的尚武,在更多时候,是被动的,是对外族入侵的坚决反抗,岳飞、史可法是这种精神的代表,而将其整体性发扬光大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人。自然界是适者生存,人类社会是强者生存。中国热爱和平,中国追求和平世界,中国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懦弱可欺。

 

 

近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一些男孩子越来越没有男子汉的气概,越来越没有男孩子的气质。“伪娘”盛行,“小鲜肉”走俏,从社会精神和性格而言,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不祥之兆。若社会太着重培养“文人精神”而缺乏对“武士精神”仰望,会造成精神建构领域的重要缺失。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上海城市性格中的“精武”文化就更具有时代价值,更加值得珍视。展望未来,上海要发展进步继续往前走,建设成为全球城市等,也需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好地用好城市性格的历史资源,更好地传承和弘扬“精武”文化。

 


 

【思想者小传】

图片由作者提供

仲富兰 上海市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中国民俗学通论》(三卷本)、《越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综论》、《水清土润:江南民俗》、《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民俗传播学》、《图说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四卷本)(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2001年为韩国出版机构出版韩文版)等多部著作,部分论著被译为英、俄、日、韩等国文字。另有大量论文和文章散见于海内外报章杂志,并承担多项国家与上海市研究课题。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主编:王珍,编辑:李小佳,题图来源:东方IC 文中图片来源:新华社 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项建英 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